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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館 卓著貢獻人物專訪

專訪:副總統 蕭萬長先生(民國88年時任行政院長)

災一整天,一口飯都沒吃

 當時在921大地震發生時,我在午夜十二點多才上床,才剛入睡就感覺地震非常大,我住十八樓,感覺就更大。我曉得會發生嚴重災害,隨便穿上衣服就趕緊下樓,因為我的門口有個警衛,趕快請他帶著手電筒沿著樓梯走下樓,到一樓後,我一方面調派車子,然後通知幾個重要主管,包括行政院秘書長謝深山先生、內政部長黃主文先生、新聞局長程建人先生,這三位是我當時第一個聯絡的,我希望他們儘快趕到內政部消防署,它平常就有一個救災中心,在那裡應變,我們去那裡討論。大約二點多一點,我們就趕到救災中心了。

 我要求大家,第一個要知道到底震央在那裡;第二,我們在台北就感覺那樣的搖晃,就知道很嚴重,全省災情最嚴重的地區一定是在震央的附近,我們也要知道那裡災情多嚴重。第三,台北已經停電,是不是全省也都停電?最重要的就是資訊要找出來,震央與整個地震它有多嚴重?是幾級的地震?

 我在指揮救災中心裡頭一直聯絡,但很多電話都聯絡不上,只能另想辦法。從氣象局接到的通報,南投地區是震央,所以我第一個動作是找南投地區。聯絡位於中興新村的省政府及南投縣。我一直電話聯絡省府主席趙守博先生及南投縣長彭百顯先生,先聯絡上省主席,他告訴我災情非常嚴重,但不知道嚴重到甚麼地步,他想辦法就近了解再回報。彭縣長則回報,震央在南投集集附近,整個南投感覺上很嚴重,我說那好,我們就到最嚴重的地區,準備用最快的速度趕到災區。

 後來在救災中心又陸續接到來自軍方的資訊,我們彙整並做研判,發現南投最嚴重,震央在集集,台中縣某些地方也都是地震帶,所以也受很大影響、台中市也有、雲林縣也有、甚至嘉義也有稍微波及。知道狀況以後,我打電話向李總統報告,李總統他的情資都有,他在他的官邸裡頭接到各界給他的報告,所以他大概的了解跟我一樣。我跟他報告說,我要想辦法請國防部幫忙,調個直昇機讓我在最早的時間可以到災區。當天清晨約四點鐘左右,整個情況掌握完以後,我再回到安和路的家,再爬十八層樓上去,簡單換洗一下就前往松山機場坐軍方的直昇機,大概六點多鐘出發,因為天亮才可以飛,就飛到南投去。

 大約七點多一點,飛機就到南投,降落在南投市體育場,它已經變成所有災民緊急的救難收容中心,就好多災民在那,我們下來後就非常的震驚、很傷痛。當時我跟彭百顯縣長談,我說一切都以救災為第一,有受傷的要趕快送醫院、有死亡的我們要怎樣趕快幫他處理後事,這些所有的費用中央完全來支持,不要操心地方、不要操心經費的問題。

 接著我趕到南投市,看到南投有好幾條街啊,被地震震得都倒了,有些是傾斜了,然後我們也趕到醫院探視傷亡者,當時跟著我去的衛生署長詹啟賢說,他要留下來,指揮醫療體系,緊急救護體系動員。

 處理完以後,我聽說有個叫中寮鄉的地方,那邊有座橋已被震跨了,民眾傷亡非常嚴重,我當時立即向李總統報告,他說他已從台北出發,連副總統也出發了,我們三個人就分工,去不同的地方,我到中寮、李總統到埔里、集集附近,台中縣則請連副總統負責。

 中寮鄉真的是慘不忍賭啊。它整條街,全部被震的整個路都壞了,房子都倒了,直昇機要找個降落的地方,學校要找操場都不容易啊。我們下飛機往主要的街道去走,看到每個房子都東倒西歪的。我當時看到南投,已經很悲傷了,去了中寮更難過,(災情)比我們在台北想像的嚴重都還要大。

 不過我當時也看到很感動的地方,災區許多橋都震跨了,我們一般人要進去很難,等於是與外界斷絕交通,嘿!居然有那麼多慈濟、佛光山、法鼓山的、基督教的還有天主教的,他們這些人都已經跑進去災區,而且在中寮那裡幫忙。

 這些人穿著他們的志工衣服在幫忙,這樣的社會關懷、這樣的愛心,我非常感動,大家都不是說怕啦,而是覺得這是大家要一起投入救災的工作。我看很多人都是不眠不休的在做、都是非常全心全力在救災,所以我也很感動。

 離開中寮後,我們又到雲林斗六、古坑及嘉義探視,下午四點多回到台北。根據一天來看的情形,我回到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先做緊急措施啊,我決定了九項緊急措施,要中央部會先成立緊急救難小組,要求所有的部會同仁投入這個緊急救難,做最優先的工作;也要求地方成立救難中心。而因為還有餘震,氣象局也須對地震持續監測,隨時要給我們做簡報。

 另外還有一些緊急的安排:包括突然間死亡那麼多人,要為亡者辦後事,棺木需要調度,而傷亡涉及的醫療救護也須注意,這些我都在九項措施裡面做了一些初步的確定,要求大家動員起來就位。

 當天晚上,李總統、連副總統回來後,我們就召開一個會議,長官聽取行政院的簡報後,就做了十五項的措施,擬出比較完整的緊急救災措施出來。一整天看災下來,我只有喝一點水並未進食,因為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只希望每一分每一秒能夠趕快處理,希望災害別再更嚴重下去,所以當時我們心情是很沈重的。

掌握軍、警、鄉鎮公所資訊源,救災就成功了一半

 有幾個資訊來源一定要掌握。第一是軍方:因為部隊在地方都有駐軍。第二是警察單位:我們在每個地方都有派出所,警察隨時都會有資訊。第三是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公所,鄉鎮公所與村里密切聯繫,所以鄉鎮公所得到來自村里的資訊會比較快,有時我們就跨過縣政府,直接與鄉鎮公所聯絡。第四是其他來源:隨時會有人向我們轉報哪個地方有狀況。

 

 救災中心蒐集這些資訊,隨時告訴我們。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救災、安置到重建,特別是安置,已經到達末稍神經。那是因為我們用鄉鎮市做為一個單位來處理,當時行政院的部會同仁,大家自動自發並全力投入,我一開口,大家就主動報名說要參加哪一個鄉鎮市的救災及安置工作。

 這麼做有一個好處,因為已經下到最基層了,災民的需求馬上就可以反應過來,我們可以針對他們的需求進行立即的處理。例如災區民眾,大家都非常有愛心,踴躍捐贈許多物資與金錢,我就請次長級的主管到他負責的鄉鎮去,同仁回報給救災中心指揮所的時候,資料就非常的細,例如中寮區收到很多生力麵、但缺某項物資、某項物資則過多,我們就會呼籲捐輸要做分散,因為你的生力麵在那個區域已經太多了。又例如另一個區缺少衛生醫療措施……我們就這樣子調配,讓大家感覺到物資是做合理的配置,沒有浪費掉。這也是因為我們就近了解,所以能夠協助基層的鄉鎮市、村里,來做救災的工作。當時我們的同仁都很有同理心、也很有愛心,處理事情都很自動,以及他們想要做義工的心理,才會有當時救災的工作,等於是很快的時間大家就緒。

當時身為行政院長,我只能說「拜託你們好好的做」

 指揮由上到下,是為了要把資源做最好的整合、最合理的配置,但是安置必須由下而上,因為這樣才能真正落實到需要的受災戶、受災人。「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目的都一樣,都是要真正讓受災民眾感受到他得到了社會及政府應該給他的關懷跟照顧,哪一種方法能夠做的最有效、最快速?我們就是照這樣做。

 雖然台灣常常有天災,但是沒有像921地震那樣百年來罕見的大地震,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也沒有例可循,那時候隨時有情況出來就要隨時做判斷,研判以後就要做處理,不能等待也無從請示。我們同仁當時的確做很多事情沒有請示上來,他們就是自動自發的、自己負責任的去做,像醫療體系做到讓全台灣的醫院都到災區認養,受傷的人很快的得到好的醫療;當時災區這麼亂卻沒有傳染病發生,都是因為公共衛生做好。

 當時我擔任行政院院長,我只是對大家說「拜託你們好好的做」,衛生署就去發動所有的醫療界的人來分工,錢也花得很少、事情也做得很好,沒有讓災區又有第二次的災害,這些都是我們同仁、社會大家的愛心的力量所產生出來的,所以我非常感動。並不是說靠一個行政院長全部指揮,而是每個人都就他們的本位,自己所負責、認養的災區做好這些救災安置的工作,就很好了。

 所謂救災「黃金72小時」,是因這段時間受傷的人如果救好的話就能夠恢復,重傷或是死亡的人如果能在這段時間處理好,他的家人也就比較不會抱怨、不會覺得遺憾終身。所以這72小時必須掌握,分秒必爭,要跟時間賽跑不能耽誤。

 接下來就是安置,因為整個家園都被破壞,所以就有組合屋及安置的東西,安置後就要開始進入重建,重建當然就是政府很多的政策,要怎麼樣讓這個重建的工作很順利的推動?在法治上、財務上和各種措施上都要做好。

 重建要有一個目標,要怎麼讓這個家園變成一個更美麗的家園,讓台灣的生命力再生,這些都是我們重建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們(921地震發生後)頭一個禮拜都在做救災安置,但是926就開始進入重建,成立重建推動委員會,在指揮中心、災區裡頭成立,在台中市警察局借三層樓,由當時的副院長劉兆玄先生負責重建工作、擔任指揮官,了解部會已經認養的鄉鎮災區當時情況後,開始進行重建計畫。重建計畫有二個重點,一是必須要有法的依據,所以要有重建條例,有特別法出來就可以排除普通法的規定及限制,第二就是經費:財務預算要先訂好,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推動,所以接下來幾年一直都在做重建。像現在莫拉克颱風也是一樣的步驟,先救災、安置、再來重建。

 地震的區域是較集中的,重建就是以原來的地區做重建,也就是都市更新或是鄉村再造。已經破壞很大的,就整個社區重建,局部(破壞)的就原地重建;這些都是未牽涉到遷移。不過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若是屬於地震敏感區,例如霧峰中學就是位於地震敏感區,就不能再重蓋了。但是有這些土地的人怎麼辦?我們透過都市更新及土地重劃來補償居民,這些重劃的土地不會離原來的土地太遠,且因地震的敏感地帶不會很大,影響的災戶不算很多。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都與民眾充分溝通,民眾因為不想再住在地震帶,也非常願意遷移,這些都是重建過程中,民眾要重新建設新家園時,都需要政府幫忙。例如建築執照、土地取得、房屋貸款等這些事情,政府在特別條款裡都有規定。

以落地簽特案 接受來自俄羅斯的救援

 我當時接到第一個消息說國外要來幫忙時,我表示非常歡迎。在921地震的前三年剛好日本發生神戶大地震,當時日本中央政府在救災的第一時間內也是很混亂,較晚參與救災,受到地方上很多的批評,但日本政府在後來的重建工作上做得很好。

 由於日本有經驗,所以日本的救災團體一聽到我們發生大地震,就願意來幫忙,他們的救災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對於日本的援助相當的歡迎並且感恩。他們迅速的前往災區,給了我們很多經驗的傳承,讓我們獲益良多,像後來韓國、美國及俄羅斯等國家也陸續前來協助救援。

 因為當時美俄冷戰的關係,俄羅斯人要辦理其他國簽證十分困難,但是因為來救災是做好事,我們請他們直接來台,並發給他們落地簽證。那一次的經驗讓我感覺,台灣在國際間並不寂寞,當有需要時其他國家也伸出援手,我們還是國際社會溫馨的一份子。

絕對不要與大自然相爭!

 當年救災,老實說我們當時也是邊做邊學、也是在摸索的狀況,那時很多東西也是被批評的,事後,像現在大家也說921救災做的不錯。記得當時我每天早出晚歸,也有幾晚住在災區,所以我們都瞭解實際狀況,也背著沈重的心情來做災後重建的工作,對於媒體愛之深責之切,我們也都不願意多做解釋。

 回頭檢討當年救災,我認為有以下四點要改進。第一我們法治沒有完備,所以要把災害防制法,弄一個專法;第二就是整個救災的機構、組織、制度有待加強;第三就是整個救災工作,需要民間、中央政府、地方機構同心協力不分彼此一起把事做好;因為人民都是我們的,他們的苦就是我們的苦。

 把法治、組織架構做好後,再來就是要有防災演練。人是健忘的,常常覺得「不會吧!不會這麼倒楣吧!」其實以科學的根據,氣候的變化,現在的天災比以前更多、更嚴重,人要有危機意識,要有演練,像日本人這點就做的很好,不管有沒有過天災,都會演習。

 第四個基本的觀念就是,人不要逞強,以為人定勝天,人可以跟大自然鬥;明明這個地方不適合居住,然後卻要蓋房子在這個上頭,到後來你自己受了傷害,社會也受了傷害。因此一定要把國土規劃法做好,大家照這個法落實執行。

 我們台灣那麼小的地方,可用、可耕的地又這麼少,人這麼多,所以大家總是想說那一塊地啊,可以用的話,為什麼不開發呢?但開發過當的話,就變成與自然相爭,一旦大自然反撲,我們受到的傷害與付出的代價都很大。現在不是只有我們一個國家這樣,是全世界的國家都有這個觀念。十年前一個大地震,十年後一個大水災,經過這種教訓,我們必須要有這種觀念,不要做與大自然相違背、相鬥的事情,完全遵照我講的這個天人合一、自然合諧,這樣子去做就最好。

 十年前救災的感觸很多。第一,人們要隨時抱著感恩的心情,因為到了災區去看,你會看見有些人不幸罹難、有些人還活的好好的、有些人受傷,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當年聖嚴法師曾說「罹難的人是大菩薩,他們的死是在替我們受罪,存活下來的人則是小菩薩,小菩薩要對大菩薩感恩;今天活下來的這些人都要抱著感恩的心情,要對任何事情存有感恩的心,這是我最大的感觸。」

 第二個感觸,我們要常懷關懷的心,不要只為自己想,要能跟別人多分享,才會讓自己更心安理得,不要事事只為了自己。人生在世只不過是個短短的幾十年,發生這樣的大災難什麼東西都沒了,等於是老天對我們的一個懲罰,所以我們自己要反省並存有感恩的心,如果常懷感恩的心,自己如果做了些什麼不好的事,也會懂的懺悔這樣的話就夠了。

 如果每個人常懷感恩心,社會就會更和諧,就不會每天你爭我奪、你罵我我批你、能有包容心、台灣的再生力和生命力才能大大的發揮出來。這幾十年來,特別是921之後,到現在為止我都常懷著感恩的心,尤其是在我身體生了一場大病並動了手術之後,我對這樣的心情感觸特別深刻,只要常懷著感恩的心,每天生活就會過自得自在。

921 10週年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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